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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克忆参与创建陕南根据地的岁月


                        图片说明:1984年9月杨克与本办征集人员谈话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坚持反共政策,积极发动内战,向我中原解放区进攻。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陕西省工委,抓紧恢复联系陕南、关中地下党的组织  1943年审干“抢救运动”后,地下党停止联系  ,在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中开展工作,同敌进行武装斗争,在陕南山区创建游击队和根据地。我长期在陕西省委  工委、关中地委  从事组织工作,对地下党的组织及干部比较了解,因而集中精力参与恢复党组织的联系工作,派遣大批干部到陕南和关中地区开展工作。到1946年秋,大部分地区约几千名地下党员已恢复联系,派赴陕南的200多名干部先后离开边区。中原突围部队已进到陕南商洛一带,同陕南以巩德芳为首的游击队会合,创建鄂豫陕根据地。这时组织上同意我离开省工委去陕南,参与创建根据地。出边区到陕南,闯过三关  根据派赴陕南干部的情况,如何能够比较安全地通过敌人对边区封锁线、关中敌统治区、同陕南游击队接上关系,进入游击根据地,都有极大的困难和风险,不少同志被敌人拘捕,有的被杀害,有的被迫返回边区。我同王杰、肖金三人于1946年10月10日离开马栏省工委到耀县柳林镇,通过我驻柳林镇商贸机构负责人邢子舟的协助,安排富平县到边区经商的几个人,带领我们三人通过封锁线外出。这几个商人都携带短枪,对地形路线很熟悉,他们深夜带我们通过封锁线时,敌人碉堡内灯光还亮着,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我们疾速行走,小跑步,跳小沟,越田坎,迅速通过了封锁线,天亮前到达富平县一个村庄休息。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是通过渭北敌人统治的富平、三原、临潼、渭南等地区。我化装成国民党公务人员,穿制服、戴礼帽;王杰化装成我的随行服务人员,提行李;肖金化装为小商人。我们最担心的是过临潼渭北反动势力秦颂臣统治的地区发生问题。当我们走到一个村边时,碰见一位农民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大声说:“王团长你们下来了  ”  王杰在马栏时曾任教导团长,这个农民可能到马栏打工时见过他  。我们三人当即商定,为了防止万一,不被敌人全都抓去,分途前行,约定会合地点。到天黑会合时,未发现追踪的人,才放心地进到渭南地区。渭南地下党县委书记马生辉  即权秉华  安排我住在南张村他姐姐家中(地下党员)。这位女同志极其负责,警惕性很高,她白天拿上针线活坐在大门口,防止外人进入屋内,冒着风险接待掩护我。我们通过地下党,得悉我陕南部队已到蓝田、渭南边境地区,解放了蓝田县厚子镇时,我们马上过渭河,上渭南西塬,在交通员王毅和地下党员张守仁先后引路下,深夜向厚子镇前行,行走中遇到我军正同敌人激战,在枪声弹雨中从沟下冲了过去,终于与我军接上了头,见到陕南党政军领导人汪锋。比较顺利地过了三关,到达目的地。随中原突围部队作战与北渡黄河休整  我抵达陕南后,即遇到敌人向我鄂豫陕边区全面围剿。蓝  田  洛  南  县厚子镇、大龙庙等地区首先被敌侵占,我随该县部队  一个连队,一百多人  出山到渭南东塬、华县高塘塬,由于敌人众多,站不住脚,遂翻越秦岭,当时正下大雪,看不见路,大家都蹲在雪地上滑行。经过日夜突围,摆脱了敌人追击,转到河南卢氏县兰草军区驻地。  边区党委确定,要我到第五军分区地委担任组织部长。当时边区以商洛地区为中心,划分为五个军分区,已初步搭起30几个县政权的架子。第五军分区是最后成立的,以中原突围的15旅为基础,所辖地区为镇安、柞水以西,包括宁陕、佛坪、洋县和沿秦岭北麓的长安、户县、周至、眉县一带山区。军分区司令员王海山、政委兼地委书记汤成功、副司令员孙光、副政委曾昆、政治部主任李庆柳、参谋长辛元林。边区党委在河南卢氏县兰草开会,决定要粉碎敌人的围剿,坚持创建根据地。我随军区政治部主任张树才从兰草西进到镇安以东地区,同五分区领导同志接上头。传达了边区党委会议精神后,即拟西进到五分区所辖地区开展斗争。由于敌人在镇柞一线部署了一个师兵力,堵住各个通道山口,部队难以通过,遂东返到第三分区的山阴、商南、郧西地区活动,配合开展工作。  1947年3月初,接到上级命令,第五分区部队东进,同军区副司令员陈先瑞与政委韩东山率领的军区野战纵队会合。我随部队日夜行军作战,赶到豫西伏牛山地区,同陈韩纵队会合后,才知道军区领导已率主力  第一梯队  北渡黄河休整,令陈韩纵队作为第二梯队,相机北渡黄河。我们于1947年3月19日在太岳部队的接应下,冲过陇海铁路,抢渡黄河,到达华北太岳解放区。  初到陕南山区,敌情严重,战斗频繁。部队经常日夜行军,饮食极度困难,整天吃不到一顿饭,常常找不到粮食和油盐菜,穿的也极其困难,尤其鞋子破损厉害,无法修补,行路不便,缺医少药,伤病员无法及时治疗,部队体力虚弱,减员不断。在这一时期,我曾患病发烧,行走困难,爬山时由两个警卫员一个拉一个推,后来两个警卫员也先后因病掉队。丢掉了行李,我只带上一把手枪和一个喝水缸子,坚持行走,口渴难忍时,就从河沟中弄点水喝。夜晚宿营时,没有被子,只能靠烧柴火取暖,实在支持不住时,躺在炕上睡一下,热热半边身子。一路上还要照护伤员,管理抬担架的民伕,通过铁路跑步前行时,一部分民伕丢下担架跑了,我只好强打精神,同其他同志扶着伤员行走。过了黄河到了解放区边沿地区,我躺在地上就睡着了,直到深夜才醒来赶上部队宿营。第二天同志们请村干部用担架把我抬到太岳解放区阳城,后又转到晋城休整。解放区的群众对我们部队十分热情,安排食宿,照顾生活非常热情周到。群众发现我们没有盖被子就睡着了,就主动拿出自家的被子给我们盖上。第二天我们醒来后才发现盖上棉被。头发都很长,群众自动给理发。身上虱子极多,衣服很脏,群众即给烧热水洗衣洗澡。广大指战员如同回到家里一样温暖,深受感动,深深体会到我军与人民的军民鱼水深情。在华北组建教导团,准备投入大反攻  1947年春,鄂豫陕军区部队在晋城整休,我正在军区治病疗养时,传来党中央指示,将分编在各部队的陕南游击队指战员集中起来组建成军区教导团  初为教导营  ,进行整训。教导团编为5个连队和一个警卫排,共500多人。团长王杰,副团长列兆英,政委杨克,参谋长陈寿益,政治处主任王知德,供给处长陈效真  后任政治处副主任  。这些同志都是从陕甘宁边区调派到陕南参加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对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指战员有密切的联系。当时,中原局正在晋城召开县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我出席了这次会议,亲自听了中原局和军区几位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认真总结中原突围以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传达中央的指示,反复讲了集中陕南籍干部战士整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各部队领导同志要顾全大局,支持集中整训。对个别同志不愿抽调集中的情绪作了严肃的批评,尤其是陈少敏的讲话极为严厉,使我很受感动,深受教育,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几个团的领导干部日夜紧张工作,处理整编中干部配备、战士调配、后勤供应、思想政治工作等许多具体实际问题,我的病虽然尚未完全康复,但仍坚持参加会议和工作。  在整训中,我们首先狠抓了政治思想教育,提高部队政治素质。开展诉苦活动,我请晋城县委郑书记作“诉苦启发报告”,介绍地方开展诉苦教育的情况和经验。教导团指战员都是出身贫苦的农民,听了报告,极为感动,有的当场哭泣落泪。我们有计划地在战士中开展诉苦,找苦根、挖穷根活动,使战士们深刻地认识到:地主恶霸和国民党保甲乡镇长、保安团队等反动势力是苦根,是祸首,纷纷表示:要坚决打倒这些反动势力,才能使陕南人民翻身解放。军区政治部的同志听了我们的诉苦教育情况后,表示充分肯定,指示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巩固提高指战员思想政治素质。  1947年7月,教导团改归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建制。军部又抽调各师一批干部到教导团集训,全团扩大到近一千人。军区任命军副参谋长殷义盛担任团长、杨克任政委、党委书记。我们正在山西长治、曲沃等地紧张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时,党中央指示,西北民主联军归陈庚、谢富治四纵队指挥,率8万余人南渡黄河,协助陕甘宁部队击破胡宗南系统部队,同时协助刘、邓大军经中原,向豫西、陕西、鄂西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并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
  
    参与大反攻,进军陕南创建根据地。1947年8月下旬,我们在陈谢纵队的统一指挥下,从晋南矛津渡过黄河,参加了解放陕县的外围战斗和破坏陇海铁路的斗争。9月16日,38军政委汪锋和军长孔从周向我们宣布了陈赓为书记的前委的决定:由刘庚、孙光、杨克三人组成中共陕南工委,刘庚任书记,孙光负责军事(以后成立军分区时任司令员),杨克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同时决定:将38军教导团一分为二,把原陕南的各连队组成陕南独立团,团长郝世英、政委杨克,团的其他负责同志没有变动。前委当时给独立团的任务是:配合主力,挺进陕南,在商洛地区开展和坚持武装斗争,牵制进犯陕北的胡宗南部南顾。孙光和我们团的几个同志到陈谢总部领受任务时,陈赓司令员正在指挥攻打陕县战斗,没有时间同我们多谈,让谢富治政委领我们到作战处看地形图,交代具体任务。他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当即责成韩钧副司令员帮助解决,还说武器弹药和经费尽可能多给些,只要你们能背得动。当我们请求前委先下达具体作战任务时,陈司令员说:你们的战斗任务是当向导,搞接收,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支援主力部队作战。当时,我们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9月下旬,陕南独立团同四纵12旅和38军17师分路向陕南进军,解放了龙驹寨(今丹凤县)、商南县城之后,12旅即转移到河南卢氏县五里川、朱阳关地区休整待命。11月初,12旅又进军陕南,打到丹江以南的山阳、镇安和鄂西北两郧地区,创建了豫陕鄂边区四分区(后改为两郧分区)。为掩护12旅顺利突破长坪公路和丹江,我独立团主动在丹凤县桃坪垭子阻击敌65师一个团,打垮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敌营长以下40多人。我团在这次阻击战斗中,打得很顽强,利用山高坡陡的有利地形,用机枪封住了山路,同敌人拼手榴弹、刺刀,当敌人冲近时,把堆在一起的石头推向山下,满山飞滚石头,整整战斗了一天,守住了阵地(伤亡指战员7人),受到12旅首长刘金轩、李耀等的表扬和感谢。这是独立团在陕南第一次同敌正规军打的一场硬仗,锻炼了部队。  遵照前委的指示,将长坪公路和丹江以北秦岭以南地区(含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之山区)划为二分区地域(后改为商洛军分区)。前委随主力向中原地区进军,配合刘、邓作战;指示二分区陕南独立团在商洛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中共陕南工委改为商洛地委,地委书记由王力担任,分区司令员为孙光,地委会由王力、孙光、杨克和副专员石金河等人组成。我仍任独立团政委,主管部队政治工作。如何创建游击根据地,经过地委反复讨论,确定,从独立团抽调一部分干部战士,组成武工队,在山区进行武装斗争,打击敌保甲乡公所,摧毁反动武装,保护和发动组织群众,抗伕、抗粮、抗捐、抗丁,建立革命政权。先后从独立团调出陈效真、陈寿益、王知德等领导干部和几十名战士,组成第一、二、三武工队,后充实调整为一个武工队,即商洛武工队,队长蔡善杰,政委陈效真,副队长田申荣,共近百人。商洛武工队,是坚持敌后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的典范。他们像一把插在敌人心脏的钢刀,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各方面反蒋胡(宗南)的力量,不怕艰险,英勇战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由小变大,由近百人发展到1000多人,创建了7个区、44个乡、7万多人口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5月30日解放了洛南县城,为商洛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部队由弱变强,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  商洛分区领导机关指挥独立团在游击根据地外线袭击公路、川道敌人据点,先后牵制敌65师、84师、17师,加上保安团队,共约万人以上,配合中原、西北野战军作战。同时解决部队粮食、油盐、医药等物资供应困难。在敌情严重,敌人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的情况下,分区率独立团先后转移到丹江以南的山阳商南地区和豫西鲁山地区,进行休整,总结几个月来的战斗和工作,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克服存在的一些不良思想情绪。  在全国大反攻形势下,我们仍在敌强我弱的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有些人情绪悲观,说怪话,个别的还开小差;有些人不愿随主力部队日夜行军作战,想出去打游击;打骂战士、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也时有发生。为了巩固部队,我们在行军作战中,及时报告各地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士气;及时严厉惩处违纪的人;我们认真总结每次战斗的经验和教训,努力提高部队素质。在整训中,召开大会表彰战斗英雄,追悼烈士,安置伤病员,反复宣讲全国各个战场的大好形势,增强胜利信心,提高对在陕南创建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和决心。经过休整,部队士气高涨,战斗力进一步提高。  1948年4月,分区部队(包括新调入的独立四团,陕南独立团改为独立五团)奉命配合中原部队,参加了解放宛西4县的战役。紧接着配合我17师西进,再次解放了商南、龙驹寨。阻击进犯之敌65师,从而调动了胡宗南一部分主力部队,支持了西北野战军的西府战役。  商洛分区充实独立四团之后,上级又将丹江以南的商南地区划归商洛分区,解决了原来地区狭小、机动不便和没有后方依托的困难。分区领导机关驻在商南县赵川,又组建了商南、流岭(商山地区)两个武工队,扩大根据地,建立了赵川、湘河、西坪、富水、竹林关、十里坪等9个区政权,同两鄂分区连成一片,与丹江以北的商洛武工队相呼应。分区率两个主力团仍然机动袭击和牵制敌正规军,根据地形势有了新的变化。  1948年8月,我调到分区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由副政委李书全兼任)。为了配合西北野战军挺进关中,分区组织西进战役,消灭龙驹寨及商洛地区之敌。陕南军区调12旅34团和炮兵大队参加,共约3000人参战。消灭了竹林关、龙驹寨敌人近千人,俘敌团长、副团长冯允慕、李含芳等一批军官,我们连夜西进,拟消灭西逃之保安旅。分区临时组建指挥所,由孙光负责,我也参加。敌17师和新2师连夜赶来增援,同保安团在夜村、高桥一带会合据守、阻我西进。由于我们对这一新的情况未及时侦悉,仍按原部署作战,结果,同敌在高桥接触,受到猛烈火力阻击,经过近战猛冲、拼刺刀,强占了敌阵地,在我各部队合力进攻下,消灭了敌正规军一个营,取得了高桥战斗胜利。同时,我军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独立五团副团长文明章壮烈牺牲,独立四团团长吴敬业负重伤医治无效牺牲,我军共伤亡指战员20多人。这次战斗,是分区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歼灭敌人最多、缴获武器弹药最多的一次战斗。通过这次战斗进一步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和胜利信心。  1949年春以后,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胜利发展和西安的解放,陕南军区主力西进直逼安康,商洛敌正规军逃离,保安团恐慌不安,这时,我商洛部队乘胜猛追穷寇,全力开创新局面,先后解放了全地区7个县。这时我调到陕南区党委工作,军区派品明浩任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从陕南商洛地区根据地的开始创建,到全地区的解放,是很不平凡的岁月,经过了300多次大小战斗,消灭了敌近万人,经常牵制敌万人以上;分区部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编为3个主力团,共4000余人,另有县大队和区干队1800多人。我军伤亡400多人,其中师职2人、县团职8人,烈士共300多人。他们的不朽功勋,将永远为人民所怀念!  在创建陕南游击队和根据地斗争中,巩德芳、孙光、王力、薛兴军、蔡善杰等同志的机智英勇、顽强战斗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曾三进陕南、领导过商洛地区斗争的陕南军区副司令员陈先瑞的英明指挥,我和广大指战员将永记不忘。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纪委书记。1948年-1949年杨克同志曾任陕南区党委秘书处长、青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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